1905年7月16日，光绪皇帝给内阁发了一道圣旨：
“方今时局艰难，百端待理。朝廷屡下明诏，力图变法，锐意振兴。数年以来，规模虽具，而实效未彰。总因承办人员，向无讲求，未能洞悉原委。似此因循敷衍，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。兹特简派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、端方等随带人员，分赴东西洋各国，考求一切政治，以期择善而从……”
同年12月，一路考察团由户部侍郎戴鸿慈、湖南巡抚端方率领，前往美国、德国和奥地利考察，另一路由载泽、尚其亨、李盛铎率领，前往日本、英国、法国和比利时考察。
至此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运动轰轰烈烈搞了起来，在接下来的几年：
1906年，五大臣先后回国，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：“一曰皇位永固，二曰外患渐轻，三曰内乱可弭”，建议进行“立宪”。9月1日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），清廷颁发了《宣示预备立宪谕》，“预备立宪”正式开始。
1907年 9月下令设资政院，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。
1908年，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，并同时公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。
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；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。
1910年，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，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。可是民主宪政被清政府当成了一个装饰品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充充门面。上面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，几乎没有什么被落到了实处。三次请开国会的运动，都被清政府拒绝。
1911年，武昌起义后，清政府急忙颁布了宪法大纲和《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》，并许诺1913年开国会。
然而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，不仅实君立宪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，虚君立宪也已时不再来。“天下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”中国人民是再也不愿回到帝制时代了。
无奈之下，清帝逊位：
“……今全国人民心理，多倾向共和。南中各省，既倡义于前，北方将领，亦主张于后。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。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，拂兆民之好恶。是用外观大势，内审舆情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立宪共和国体。……”
这里祭大清立宪百年，不是要为满清招魂，为其一姓之荣辱，设想如果当年清政府立宪运动再积极一点，步子再快一点，或许真能够“皇位永固”。为今人计，谁愿做这样一个“人上之人”的臣民。然为前人想，如果维持一个虚君，实现君主立宪，能免除后来军阀混战、日本入侵、 国共内战，这个代价不是小得多得多吗？
历史不容假设，何况，就算清政府真立了宪，后来国家和人民的深重灾难是否真能免除，也是大可怀疑的。就算内战可免，小日本的入侵又有谁能阻止，强大如美国，它不也太岁头上动了土？
中国几千年历史，相同的悲喜剧上演了一场又一场，一次又一次。然而当权者总是太健忘，同样的错误可以犯上无数次，相沿上千年。 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；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。这些教训，又有几个人真正吸取。
事实上，如果仅仅停留在吸取教训的层次，再明智的帝王将相，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吸取教训而已。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总结前人经验以为殷鉴的，集大成者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结果北宋政府以“靖康之耻”而终。问题是经过两千多年的低水平破坏性重复，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提出制度上的解决方案？
当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，制度上的问题很容易就可以从制度上找到原因。中国两千年的历史，走的是一条大一统之路。大一统如果只统一到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，在消除了列国纷争的混战后，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文化的交流、经济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。然而不幸的是大一统却统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包括思想。从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，到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到程朱理学，再到清朝的“文字狱”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思想控制视为第一要务，即使远在周朝就有人提出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警告。思想一统一，文明就停顿了。从此“百家争鸣”成了一个遥远的神话，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，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失去了自由言说的权利。无法自由言说，新思想何所出，制度上的解决方案何所出。
然而，人权、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宪政，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还是在地球的另一边产生了。它们一产生，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。从此，不管喜不喜欢，认不认同，任何一派政治势力，都不得不把民主、宪政挂在嘴边。于是，大清开始预备立宪了，后来的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诺由军政、训政而宪政了。
共产党也不例外。
1945年，黄炎培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这样的历史规律，问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。这是在从根本上寻求中国历史几千年低水平破坏性重复的解决之道。
毛泽东当时回答： 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从毛泽东当时的回答看，这个周期律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了。就在黄炎培和毛泽东谈话的那个历史时期，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斗争，在《新华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许多争民主，反专制的文章。随便举一例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共产党求民主、反专制的真诚：
“中国的缺点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缺乏民主。……政治需要统一，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、出版、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，才是有力的政治。”（毛泽东，1944）。
“实行宪政……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：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；二是开放党禁；三是实行地方自治。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，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，是人身居住的自由，是集会结社的自由，是言论出版的自由。”（周恩来，1944）。
“有人说：共产党要夺取政权，要建立共产党的‘一党专制'，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。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，愿意为大多数人民、为老百姓服务，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……只要一有可能，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，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，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，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。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，也是包办不了的。……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，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。”（刘少奇，1940）。
然而，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，1944年春天，郭沫若写了一篇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不久，毛泽东在《学习和时局》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，指出： 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，都是吃了亏的。……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，几次错误，都要引为鉴戒。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，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，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”不久，中共中央、毛泽东决定把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作为整风文件，供党内学习，并且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。
如果毛泽东真的认为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，他就不会把共产党的队伍降低到农民起义军的层次。可他就是把共产党的队伍和农民起义军等而视之了。1949年3月23日，他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，再次提到了李自成的教训，并把此行比做进京“赶考”，说：
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，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。”
不仅是毛泽东，其后的中共领导人也多次把共产党的队伍和农民起义军等而视之。1991年，面对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的严峻形势，江泽民在讲话中两次提到要重新读一读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2004年３月１４日在人民大会堂记者招待会上，在回答关于反腐败问题时，温家宝也提及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
如果人民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“不骄傲”，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的保障上，这个基础会有多脆弱就不难想象了。我们要问，执政者要是“骄傲”了怎么办呢？后来的历史证明，执政者还真就“骄傲”了，事实上，比“骄傲”走的可远多了！
我们能说什么呢？在共产党那里，民主宪政又被当成了装饰品，在与国民党斗争的时候拿出来充充门面，一旦夺得政权，就束之高阁。前面提及的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斗争，在《新华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的许多争民主，反专制的文章，由笑蜀先生编集成册，书名《历史的先声——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》，于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但这本书很快就被中共自己给禁了。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：雍正继位后，为了辟谣——民间流传其得国不正——御制国书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，欲以使人人“觉迷”。然而雍正驾崩当年，乾隆一继位就宣布该书为特号禁书，凡有私藏者，即有杀头灭身之罪，惟恐有一人“觉迷”。《历史的先声——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》如果任其出版，真有人要向当局兑现这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可怎么办呢！
现在，外国首脑访问中国，或中国政府领导人访问外国，涉及到经济上的要求，比如买波音、买空客，那“好说好说”，但一说到人权，民主，那就“顾左右而言它了”： “中国人民现在素质还太低，还不能实行民主。”侮辱中国人民的智慧不说，把自己也捎带上。中国人民现在素质比半个世纪前还低，那这五十多年共产党执的什么政，搞得全国人民素质整体下滑？
前不久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走向共和》中有一个镜头，我想编剧一定是想借孙中山的嘴对侮辱中国人民智慧的人做出回答。剧中，针对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低，还不能骤行民主，孙中山问一个乡长：
“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不识字，所以不用上学堂，你怎么说？”乡长说：“胡说八道！正因为不识字才要上学嘛！”孙中山说：“对呀！所以有人说，老百姓的素质低，不可实行民权，这就跟孩子不识字，就不用上学堂一样的荒唐可笑嘛！”
《走向共和》后来的被禁，恐怕与这句话不无关系，想想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，看到这个镜头时该是个什么尴尬表情啊！
孙中山未必说过这个话，但该剧主旨实在不是通过电视剧来普及历史知识，而是要通过电视剧来普及民主、共和知识。但目前在中国大陆，所谓人权、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宪政这些东西，在校园里讲讲还罢了，要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对普通民众进行相关的启蒙教育，那落到被禁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遥想一百年前，满清政府做出预备立宪的姿态，我们说它是假立宪，后来国民党搞军政、训政、宪政，我们说它是假宪政。历史证明，无论是谁，如果把民主宪政当成一个装饰品，只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充充门面，终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。但历史的洪流是任谁也挡不住的，正所谓：
“天下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”
不过，假立宪也好，假宪政也罢，好歹清政府和国民党还做了个姿态。清政府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，国民党1929年宣布训政期限为六年，加起来，共产党如果立个十五年的民主改革时间表，我想无数人包括我自己都要忍不住高呼一声：
中国共产党真伟大！
(2005年12月19日，北京国贸)